陈彬咽下饺子，答道：“谭法医已经按现行标准做了初步检测，确认没有遭受性侵犯的迹象。现在的检验手段比七十年代完善很多。”

    祁大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我记得你教过我，女性受害者遭遇性侵的概率通常很高。那如果这次没有……会不会凶手本身就是女性？所以才……”他提出了一个基于犯罪心理的推测。

    闻言，祁大春狼吞虎咽两三口干掉饭盒里剩余的六七个饺子，收拾了一下就跟着陈彬的屁股后面下山。

    陈彬合上饭盒，赞许地看了祁大春一眼，他能明显感觉到大春的进步：

    白马村及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，经过逐一核对，均无人认识这两名死者，近期也没有符合特征的年轻男女失踪。

    “有这个可能性。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得配合云台大队的同志，对白马村进行深入走访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九十年代初，通讯主要靠固定电话，普及率不高；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就只能发布通告。

    附近联防队和保卫科也来了近五十人，除了确认死者信息外，还要统计从发现尸体近24个小时内白马村村民的一言一行。

    两具尸体的初步现场勘察已近尾声。

    这也是法医初步判断，他们能在雪地中行走的部分生理基础——毕竟红绣鞋只是单布鞋，长时间在雪地里行走，生冻疮几乎不可避免。

    祁大春边吃边问陈彬：“阿彬，你说那女死者生前会不会被侵犯过？可别又像当年金山路灭门案那样，因为技术原因漏检了。”

    所以，走访动作要快，三中队的三叉戟很默契的都没提放假的事情，快步走向白马村。

    凌晨四点半，雪后的空气凛冽刺骨，天色灰蒙。

    袁杰没什么胃口，吃了两口就放下了，祁大春顺势接过去，劝道：

    线外围了不少早起看热闹的村民，交头接耳，猜测着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
    案件的侦查范围，被迫从几个村庄迅速扩大至整个南元市和莲城市区。

    若真是本村人或极其相熟的近邻作案，村民可能因宗亲关系或惧怕报复而选择集体沉默；

    “阿杰，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。”

    刚踏入白马村村口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。

    村民们提供的线索五花八门，但经过核实，大多是与案件无关的家长里短，或是基于猜测的夸大其词。

    毕竟，枯树距离白马村直线距离也就200米左右，有任何情况白马村的村民不可能没有发现。

    人员流动性虽已增加，但报警意识远未普及。

    城西大队的几人在白马村村民借出的一口大锅旁，简单煮了陈彬二婶包的饺子，各自捧着铝饭盒，蹲在枯树附近的雪地里囫囵吃着早饭。

    袁杰摇摇头，目光仍落在不远处仍在忙碌的法医和技术队同事身上。

    许多人失踪后，家属往往先向村委会、单位报告，再由这些组织转报公安机关，环节一多，信息延误、遗漏甚至丢失的风险极大。

    加之临近年关，不少在外务工人员未归家，家人也常误以为是在外忙碌或车票难买，并不会立即意识到失踪报警。

    袁杰起身准备帮忙将尸体抬运下山。

    这个年代乡村的熟人社会特性在此刻显现出矛盾的一面：

    但一旦确认与己无关，看热闹和提供“线索”的积极性又会异常高涨，只可惜这些信息往往真假难辨，筛选价值极低。

    一来二去，时间更是会被耽误，众所周知命案的黄金侦破时间是72小时，过了这个时间就更难侦破。

    这意味着需要调动两个地级市的大量警力，排查近期的失踪人口报案，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    不到半个小时，云台大队的警车呼啸而来。

    两具尸体都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脚上都有冻疮。

    循声望去，只见靠近山脚最近的一户农家院门外，一个皮肤黝黑、胡子拉碴、穿着旧棉袄的庄稼汉，正情绪激动地拦在门口，对着一名年轻警员大声嚷嚷。

    他们周围，派出所、云台分局的民警们拿着记录本匆匆来往，整片南元山通往法黄县的区域都已拉起了警戒线。

    祁大春捧着饭盒，吃得满嘴香，引得旁边云台分局的年轻警员直咽口水。